处理工程问题是一个寻求近似解的过程。女性在这方面更有耐心寻找不同的解法。

女性能顶半边天，空中客车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蒂埃里•巴利如是向记者介绍——空客（北京）工程技术中心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45%。石娜，空客首位以中文母语授课的结构培训教员，浑身贴满“工科女”的标签：瘦弱、黑框眼镜、语速极快。她学的是修汽车，然而现在的工作是教纯爷们如何修飞机。

2009年毕业入职空客，石娜只是一名普通的结构强度分析师；两年后，加入结构维修支持小组，掌管日常运营和客户保障工作，为空客在亚太/澳洲/中东的客户提供日常结构维修支持；又过了两年，石娜通过了中文结构培训教员认证。

石娜否认自己是位“学霸”，强调自己运气很好：“每一次，都是公司刚好想在中国发展一个新业务的时候，我刚好做着类似的工作。”

“嗯，不错，修着修着汽车，现在开始修飞机了。”

记者：您是学什么专业的？是一开始就对航空制造很感兴趣么？

石娜：我是安徽人，从本科就开始在北航上学。虽然我是北航毕业的，但其实我在北航学的专业跟飞机没有关系，我学的是车辆工程——就是汽车的常规设计。

当初高考之后填志愿，有亲戚知道我选的是车辆工程之后，就对我和我父母说：“好好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去修汽车啊？”这么多年后，现在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言简意赅的说“修飞机”的。然后想：“嗯，不错，修着修着汽车，现在开始修飞机了。”

从自身工作角度来讲，因为一直在这个领域做这些相关的工作，不管是以前的车辆设计，还是后来转到飞机设计（因为我主要是做强度的，就是校核汽车够不够安全、飞机够不够安全），应该说是触类旁通。会有一部分知识是加入公司后学习的，但是大部分内容是有共同点的。

“中国的大部分航空公司和MRO，他们的经验更多来自于波音，所以我们希望向他们传递空客的理论和想法。”

记者：何时加入空客？刚加入空客时做的是？

石娜：我2009年毕业之后加入空客，最初做的是结构强度分析工程师。不管是在飞机大修、定检、还是在飞机退租的时候，都会做一些结构性的检查。出现损伤的要修理，以保证飞机还是能够安全的飞行。

因为以前空客的机队在中国不是特别大，但这两年空客在中国的机队扩张速度很快。空客想离客户更近一点，尤其是想在语言上跟客户沟通更顺畅，再加上没有时差的话，客户总能及时的找到我们。所以，我开始做机队，就是机队的结构维修支持。（加入结构维修支持北京小组）

再做着做着，会发现为什么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会存在许多相同的疑问，但这些问题应该在培训或者支援中，已经澄清过了。可能的原因是：空客认为自己已经澄清了，但是在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并没有完全接受到这个点。因为以前大部分的培训老师都是法国人，法式英语。所以除了日常维护，更重要的是向他们传递空客的理论和想法。就波音和空客来讲，中国大部分航空公司和MRO的经验更多来自于波音。所以后来就开始做培训。

记者：加入结构维修支持小组之后，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是会更加倾向于客户保障和运营？

石娜：刚开始加入空客时，做强度的话就是做一小件（零件）。时间长了，其实飞机在我们眼里不是一个飞机，就这一个件，每天都在算核。

这也是为什么从汽车转到飞机，觉得是“零压力”转过来的，因为关注的就是一个“点”。即使当年在学汽车的时候也不是做整车。后来在做全机队支持的时候，会发现问题涉及到所有在役的机型，损伤也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部件上，这时候才开始对飞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航空工业的标准语言是英语，涉及到的专业词汇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将中文专用名词和英文专用名词对应起来。”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石娜：我认为比较吃力的是，因为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接受的资讯、或培训，以及需要自学的材料是纯英语的。虽然用英语进行沟通没问题，但涉及到的专业词汇（就像升降舵elevator），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将中文专用名词和英文专用名词对应起来。

即使我现在做培训已经快四年了，我在跟学员沟通的时候会发现，有时我说的词跟他们说的词会不一样。其实不光是我，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航空工业的标准语言是英语，他们也是自行翻译。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两种语言之间专业性转化。主要是那时候也还年轻，可以熬夜，可以用周末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儿。

记者：背单词吗？

石娜：不仅是背单词。因为国内互联网的特殊属性，有很多内容查不到，所以就只能在公司加班，用Google去查，然后回来对应百度的中文解释——哦，原来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这中间耗费很多时间。 

再加上后来，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是以中文上课，但是中间的认证，还是需要用英文，所以思考怎么用英文去表述某些内容的时候，也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

“来上课的第一个目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放飞机，因为飞机一旦因损伤停场，消耗的是钱。但省钱不是首要目的，安全才是。”

记者：能否结合实例，介绍一下培训教员的认证流程？

石娜：比如，如果要讲损伤评估的话，首先要知道，对空客来说对损伤评估有哪些可用的数据库、或是手册。其次，要有机队支持的背景，了解飞机常会碰到哪些损伤。因为有的损伤可能四五年才出现一次，这种问题在课程上就不需要涉及。但是有些是天天会碰到的，比如腐蚀、复材的分层、金属机身蒙皮上的凹坑等等。这种损伤出现之后，怎样指引他们、告诉他们空客希望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评估这个损伤。

我经常跟学员讲的是：你们来上课，第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放飞机，因为飞机一旦因损伤停场，消耗的是钱。但省钱不是首要目的，安全才是。

另外，做为教员，不能只是在那读课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讲解一些背后的为什么，跟学员之间能够有互动，就是所说的展示技巧。

记者：授课学员是以航线的机务为主还是大修厂的工程师为主？主要包括那些课程？

石娜：都有，这取决于不同的课程。会有航线上的损伤评估课程，针对航线工程师。例如短期过站，飞机若出现损伤，工程师必须能够使用SRM（Structure Repair Menu）手册，查看损伤是否在手册范围内。

也有针对结构工程师的课程。空客希望航空公司有这种能力——自己能够在超出手册的部分，设计出一个较好的方案（根据其现有的材料、零部件、加工能力）。所以针对结构工程师，设有不同类型的课程。空客的逻辑是，让航空公司自己发出课程请求。

记者：作为女性“工程师”，您觉得优势和劣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石娜：我觉得女性在做工程师这方面最明显的优势是，女性更有耐心去做工程问题的求近似解的过程。工程问题不像数学问题，1+1就是等于2，只有唯一解。但工程问题，就像刚才说的维修方案，空客的维修方案可能会被批准，航空公司的另一个方案也有可能被批准。工程问题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找到答案。女性在这方面更有耐心寻找不同的路子。工程师并不是特别高精，求近似解需要的其实是耐性。

现在学员里面有很多女性，这也是这些年的变化。很早之前，我刚加入空客后参加了一个培训，是汉堡的老师。时隔两三年他再来北京，在食堂碰到我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会记得我的名字，他说因为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女学员。

记者：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

石娜：其实以前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现在可能会变得切实一点。

我特别喜欢一个同事在上一期Flying Toghter上面说的一句话：每天都进步一点，最终我的工作会做好；但如果不这么狭隘地去想，那最终照亮的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我的人生规划现在变得很切实，每一天做好了，每一天超越一点点，最终肯定会得到一个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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